中空玻璃应该如何挑选

第13条规定：大鸣、大放、在辩论、大字报，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

按照英国议会目前的做法，……议会并不提名任何阁员，而是由国王按照议会所表明的一般愿望和意向任命内阁首脑，其他阁员由内阁首相推荐任命。[31] [美]彼得·G·伦斯特洛姆著：《美国法律辞典》，贺卫方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98-100页。

[74] 国家主席令未提到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如果这些部长的免职不是由总理提名，那么是由谁提名呢？是否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三个以上的代表团或者十分之一以上的代表提名？如果是根据总理提名，那么国家主席令中就不仅应提到根据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而且应提到国务院总理的提名，以达到一种形式上的相对完备。他认为1998年对克林顿总统的弹劾是违宪的，并对此作了详细的论证，见该书第五章《弹劾总统》。[34] [美]查尔斯·A·比尔德著：《美国政府与政治》（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71-173页。另外由于在职法官很少在选举中落选，因此临时法官一般都能留任。2、免去一般是针对无过错，只是由于工作需要而去职的情况，如西方国家对法官的退休免职，其中有因达到一定退休年龄后的申请退休，也有因身体或不能胜任工作的命令退休。

[63] 杨舶华等著：《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84—185页。对美国总统来说，弹劾至少应视为稀有的最后利剑，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制定者所强调的保护选举秩序。在一次次的分裂与混战中，军阀政治也逐渐耗尽了它原本具有的合法性与政治资源。

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晚清以来的中国，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将传统的文明国家构建为现代民族国家的问题。正是由于这种合法解散权的缺乏，使得每当立法和行政出现矛盾时，两者之间缺少缓冲的余地，一旦政治强人占据内阁或总统，往往倾向于诉诸武力解散国会。[13]参见议员刘恩格的发言，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录，载李贵连主编：《民国北京政府制宪史料》（第一册），线装书局2007年版，页233。[32]吴宗慈，见前注[1]（前编），论坛异同集粹，页290-291。

在此之前，直系军阀一直以来被视作具有统一能力的政治集团。谢振民，见前注[28]，页122。

在制定宪草的过程中，由于行政权为北洋派所掌握，而革命派则占据了议会的多数，因此对于行政权的制约也更趋强硬。[37]同时，这些议员也强调省宪并不等同于联省自治，更不会破坏统一和助成军阀割据，而是在国家允许范围内的对于地方权力的认可。那是多数关心国事的人的希望。[30]吴宗慈，见前注[1]（前编），论坛异同集粹，页288。

而从事后建构的眼光来看，军阀对于宪法的依赖，恰恰构成了对于自身意识形态欠缺的补充。军阀组织对于私人纽带的过度依赖，也使得内部凝聚力在政治强人逝去后迅速减弱。如果新议会仍然反对内阁，则意味着政府确实与民意相违背，则内阁理应辞职。同时，仅仅是省制人宪，也并不等同于联邦制，而依然是中央与地方共有一部宪法的单一制结构。

[57]换言之，民国宪法及其法统被废弃的原因，即在于贿选的非法与秽宪的声名扫地。[39]由于在这一问题上的争议不休，宪法的续议也再度停滞。

但从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一种将宪法效力归结为制宪者道德的做法却不免简单化了。在最后投票表决中，赞成省制的投票仅差四票不足三分之二，因而未能通过。

在西方的冲击之下，中国的传统社会迅速解体，并陷入到严重的主权危机之中，传统权力结构无法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以应对这场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参见陈志让，见前注[53]，页100。[34]（二）省宪还是省自治法？当然，较之省制纷争，更大的争端还是发生于1922年国会第三次恢复时的省宪之争。毕竟，在军人政权的时代，无论去留与否，都可能只是无奈的选择，更何况曹锟在当世武人中尚属较为平庸的一位。[46]原国民党在国会恢复后重组为宪法商榷会，内分客庐、丙辰俱乐部和韬园三派。主流的一种意见主张解散权行使必须获得参议院三分之二的同意，并且任期内最多解散一次。

参见张继才：论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国家结构观，《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而对于意识形态一致的强调，又使得党军体制更加难以和多元化的宪法政治相兼容，进而倒向了一元化的集权政治。

[14]最终，这一主张得到多数的支持，解散权被正式写入宪草。[9]本文也首先以解散权的讨论作为切入点，以求初步展现民初国会制宪中有关政体问题的争论。

自1924年吴宗慈著《中华民国宪法史》以来，[1]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已有不少。长期以来，孙中山一直致力于建立一支革命党控制的同时不为武力所反噬的武装。

在他们看来，之前的保路运动和护国运动的历史都表明省具有对抗国家不法的能力，因此省权应当概况规定，国权之外的权力都由各省保留。[63]1923年7月，国会移沪筹备处正式发出通告，发给议员旅费及生活费。而原进步党议员组成的研究系则持否定意见，更多强调中央集权。在相互依赖的同时，两者之间的冲突也贯穿始终，并最终导致两败俱伤的结果。

但很快宪法商榷会再次分裂为政学会、益友社、政余俱乐部和民友社四派。更深入的分析将表明，仅仅是围绕政体与国体的宪法政治，依然无法有效回应摆在新生共和国面前的建国（state-building）问题，[8]而整个国家在这些宪法问题上的根本分裂与冲突，也恰恰表明了这一问题的严峻。

当孙中山开始师法苏俄时，红军首先成为了学习的对象。一般观点认为，这一变化的发生，是因为革命派试图凭借自身在国会的优势地位来限制即将掌握行政权力的袁世凯。

曹锟在议长吴景濂的支持下实施贿选，1923年10月当选总统，并随即颁布宪法，这部宪法也因此被称作贿选宪法。尽管这一模糊规定受到了较多的批评，[40]但从民初的制宪史来看，能就分歧如此重大的问题最终达成妥协，仍然不失为一种政治上的成熟与进步。

[9]正如吴宗慈指出的，解散权之有无，为民国宪法上一大问题。迫于北上调停的张勋的压力，黎元洪不得不再次解散国会。吴宗慈，见前注[1]（前编），论坛异同集粹，页287-290。一方面，制宪者将弹劾权与不信任权区分开来，明确规定了国会对于国务员的不信任投票权（第43条）。

[70]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一个系统的、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军阀组织也往往无法获得有力的政治认同，同样难以承担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重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能重新理解民初十年制宪艰难的更深层原因。

在长达十年的制宪过程中，吴宗慈始终担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书记长。更重要的是，这种党派之间的斗争未能走人现代议会制度的正常轨道，依然与军阀割据的派系政治分享着相同的政治逻辑，[54]它不仅无法通过政党政治的运作实现国家的平稳治理，而只可能加剧原本已经存在的国家分裂与派系斗争。

徐勇，见前注[69]，页342-389。而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共产党更好地处理了党军关系问题，也成功实现了党组对于社会基层的渗透。